马周的时政奏折着重提出三方面的谏言: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
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马周指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说隋朝虽然积蓄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进而提出“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
其三,劝谏唐太宗高度重视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认为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尤其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能真正造福一方。
马周的谏言可谓居安思危,切中时弊,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一定程度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新旧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太详细,但马周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难以磨灭。他以自己卓越的治国之才,协助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李世民为表彰马周对大唐的杰出贡献,曾亲笔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如此高的评价,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初年也属少见。
贞观二十二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马周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李世民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去看望马周。但马周还是医治无效,英年早逝。马周死后,李世民为其举行高规格的国葬,特别让马周陪葬于自己的昭陵。
马周曾自比商之傅说、周之吕望(姜子牙),对此欧阳修在《新唐书·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的才能不及傅说、吕望,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但毛泽东则否定欧阳修的评价,曾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在傅说、吕望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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