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煕时期,西方世界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而大清帝国,依然以个体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据统计:康煕五十年(1711)前后,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3385多万两,其中盐课及关差银仅600万两,占全年总收入的17。7%;其余全是地丁税,为2785万余两,占全年总收入的82。3%。由此可见,农桑不仅是百姓的衣食之源,而且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难怪康煕如此重视。
与历代帝王相比,康煕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亲身体验、学习研究。康熙很憧憬汉初的文、景之治,没事他就拿着文、景两帝的《劝农诏》《令天下务农桑诏》《劝农桑诏》等来回反复地阅读与思考。《庭训格言》曾记载他说:“朕自幼喜欢观稼穑。秘得各方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获。诚欲广布于民生,或有禆益也。”康熙曾将南方的青竹移到禁苑试种,因北地气寒,“非保护得宜,即难艺植。经过精心培育,居然成活繁衍。经30余年,竟延至数亩之广,其围到八寸,直径二寸五分。”此外,他还把长白山的人参移植于禁苑盆中栽种,并将哈密的白、绿、紫色葡萄引种于北京。有时他还命大臣们参观这些成果,说:“北方地寒风高,无如此大竹。此系朕亲视栽植,每年培养得法,所以如许长大。由此观之,天下无不可养成之物也。”
康煕注意平时观察。《康煕政要》卷十九记载——康熙南巡时,在江浙,见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其用途,说是运往福建,因福建稻田以山泉灌溉,泉水寒凉,用此则禾苗茂盛,亦得早熟。康煕回京后,为了摸索在北方推广水稻种植的经验,他在西苑(今中南海)新建丰泽园,作为实验基地。“治田数畦,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声盈耳,岁收嘉禾数十钟。垅畔树桑,旁列蚕舍,浴茧缫丝。”万几余暇“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进行科学实验。《康煕几暇格物编》之《御稻米》篇中记载过这么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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