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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阶段的科研成果在中国推广后，中国水稻单产从400公斤左右提高到600公斤左右，在近20年内为全国增产粮食3000多亿公斤。70年代初，袁隆平发表了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国际上的同行们称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现在袁教授的科研成果亩产已突破了800公斤。在一次电视节目访谈中，袁教授表示他很有信心将杂交水稻亩产提高到900公斤，这对于一个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不啻为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毕竟粮食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说起水稻栽培，不由让我想起了康煕皇帝。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南行巡察河工。途中，他在皇子胤祉的奏折上，兴冲冲地批注了高邮、镇江、苏州三处的“粮价单”。记得很细：包括三处的黑豆、黄豆、绿豆、上白米、中白米、下白米、上江米、中江米、下江米、芝麻、大麦、小麦、碗豆、白面、陈灿米、银两等项，并注明了要“阿哥看”。
柴米油盐，虽是很小的事情，但攸关国计民生。如果说在奏折上批注，是康熙的一个办公习惯，那么在奏折上注写粮价，则说明了他对粮价的重视。其实，从康熙中期起，他就要求亲信在给自己的密折中，一定要写进地方粮价与雨雪的情况。自此以后，雨雪与粮价便成了康熙朝密折的一个主要内容。
康熙四十八年（1709）二月，康熙在江宁织造曹寅所上的密折中朱批：“知道了，江南米价，有人来必入奏折奏闻。”
康煕是个好琢磨的人，农桑是他的心事。康煕五十一年（1712），康煕曾对大学士等说：“自古人主，多大厌闻盗贼水旱之事，殊不知不凡事由微至巨。豫知而备之，则易于措办。所以朕于各省大小事务，惟欲速闻之也。即如各省来京之人，从福建来者，朕以浙江米价询之；自江南来者，朕以山东米价询之。伊等系经过之地，必据实陈奏。即彼省大吏，知不可隐，亦皆实奏。米价既已悉知，则年岁之丰欠，亦可知矣。”
除了大量的报雨雪粮价的朱批奏折（据统计康煕时期近50%的奏折与雨雪粮价等农桑有关）外，在他的御制诗文里，也出现了大量有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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