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加载中，请稍候... 这里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一间民房里（由于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他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大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本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我作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还不到十年。我却要努力研究二十世纪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否则我不至于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我又是世纪末的迟到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本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本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当然，我大多以作家为例据——因为文学有时比其它艺术门类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还偏颇地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称京味作家），只有老舍一人。他是二十世纪为北京城特意树立的一座文学纪念碑。他无法模拟的文风恰似梁实秋对北京传统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外省文人写北京，即使适应能力再强，也会让人听出一丝弦外之音——怎么写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乡愁的味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彻底摆脱。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郁达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们感觉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秋意——莫非他们青春的根本尚遗留在外省？秋意与乡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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