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加载中，请稍候...这个问题在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差别便显而易见。古希腊古罗马崇尚辩论，一开始就在民主的气氛中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交流而非独断。到了文艺复兴前后，文化的繁荣直接因为市民阶层的兴起和精神需要，以及为经济发展所需。立足人性和人的实际需要，与生活的密切扭结在一起。而中国学术自春秋战国萌生之际，始终就远离人性和普通民众需要，一开始就为政治权谋而存在，是策略不是办法；是算计不是相助；是变相的陷阱。这种属性，不仅是对中国文人所依附的政治集团的政敌，也对民众，即文化和思想成为了统治术和愚民术。正因为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延续几千年，鸦片战争前没有过市民阶层和相应的自治，故而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文人与社会的关系，即对政治和政权的依存关系始终没有改变。故而，中国文人为学不怎么考虑综合、逻辑，以及深层后果，而将效力和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比如，禁锢民众思想几千年的儒学，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力度无以伦比，但其违背人性和所标榜的信条之虚假，以及对个人平等权利的漠视和反对，却始终不为许多人所彻底否定。因为中国的文化观念好听、符合空想、幻想和理想，尽管在现实面前往往头破血流。
中国文人爱清谈，更在于社会现实给他们提供的空间极其有限。就整体而言，没有比中国文人更有政治情节，乃至可以说，他们所有的论说都与政治沾亲带故。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欠缺透明，以及对文人关注政治缺乏参与条件和物资条件的支持，而且进而是阻挠和防范。一个文人，一旦进入体制，你就彻底消失了文人特质，而且万劫不复。即使退休后，你的回忆录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很多时候，很多人连写的勇气都没有。而体制之外的，几乎没有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和了解真是实际情况的渠道：档案在近百年里见不到，通用的50年内公布档案的规则都无法践行，作为事件真实记载的第一手资料难以看到，或将档案和其他重要资料按实际需要断章取义，马后炮一样出版各种文集、选集，不仅掩盖真相，而且误导误向。别说像民主国家样，连学生都可随时到政府部门要求查找文件的权利。连事件本身都不清楚，文人们要么不谈，这就不是文人了，要么只能是清谈，结果便是遭人讥笑和闹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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