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加载中，请稍候...从整体上说，中国文人名声不好，不管你能举出多少文化名人，或独创性理论，也否定不了这个整体性的定性，比如“清谈误国”这样天大的罪名，便世代相传，恐怕以后也难以消弭了。
中国文人清谈有文人之过，更确切些说，跟中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就以清谈相号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比这更精到的表述了。圣仙是谁？越老的越有资格拥有这个称呼。“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一句话，一直被流传和标榜，干的好坏似乎却不重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注重实践的墨学以后几近消失，而思辨、诡辩、狡辩、出世和厌世的学问，却历经不衰。
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一种思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炼而成，那就是将知识和实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截然分离。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建言立论者，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在深宅大院竹影照壁后苦思冥想出来的，格物致知类便为典型。有良田收益，无衣食之忧，可宴亲朋好友谈诗论道，可雇书童研磨，可纳美妾舒缓神经激发灵感，可有银两出书传播己说，可花巨资经营自己的藏书楼，可办私塾书院，可纳门生故吏。于是，祖传香火和一脉相承的学问，与整个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了有机联系，学问之间的吸纳和交流也极其有限。不仅如此，中国文人还有一种习性，那就是将排他、彼此相轻、与世俗的深层接触和探求，作为标价自己文人身份和学问尖端程度的衡量尺度，从而在立论上常常剑走偏锋，脱离人性，以华丽取胜，缺乏实践中的参考意义，在物质的力量前底气不足。鸦片战争后经营了几千年的中学西学面前的败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文人爱清谈，还取决于中国学术的起源环境和动机。
数据加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