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加载中，请稍候...唐代性开放，是广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原为学者董家遵、陈顾远、陈东原等所提倡，后渐影响及于一般大众，并为各种媒体所宣扬。近年来随着对唐代历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开始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最新一期《南开学报》刊登了岳纯之的长篇论文《唐代性开放说质疑》（下简称岳文），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批评。
首先，岳文认为唐代不具备性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岳文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文化的相同则会导致行为的相同。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唐代性开放，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相比于以前，唐代文化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受我国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胡化倾向。
唐代是一个民族交往频繁的时代，在各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的某些风俗被传入中原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某种程度的胡化也应该是存在的，但这种胡化并不像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影响深广，实际从各种材料来看，这种胡化毋宁说影响甚微，伦理道德、行为模式方面尤其如此。岳文认为，有些学者之所以特别强调胡化，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类比唐朝时期周边少数民族对唐朝的影响，实际这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前者是在西方文明明显优于传统中华文明且我们自身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情况下发生的，而后者则是在唐朝中原文化明显优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且唐朝国力强盛国家安全无虞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如果自觉不自觉地用近代中国类比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将会犯时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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