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②
唐太宗的这番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刘邦做皇帝后,先后除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傲,他曾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只剩下一个无足轻重的长沙王吴芮。刘邦之所以杀他们,固然不排除封建帝王“狡兔死、良狗烹”的那种固有的德行,但关键的还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确实居功自傲,野心勃勃,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威胁。
和刘邦一样,唐太宗刚做皇帝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主儿。比如裴寂,原来是李渊在位时的宰相,为李唐政权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个资深的元老。但观念保守,居功自傲,唐太宗对他很不满,后来终于逮住个机会,以造谣罪、杀人灭口罪等四条罪状把他流放了。“归拢”不听使唤的大臣,唐太宗尽管显得很“仁慈”,但究其质,他的“仁慈”和刘邦的“血腥”实乃异曲同工。
显然,唐太宗的这番话尽管说给的是尉迟敬德,听起来像是告诫,但明显也是为“归拢”所有不听使唤的主儿,找理由、做铺垫,所以,他希望的听众无疑是所有的大臣:车鉴在前,你们怎么办,好好掂量掂量吧。恃才傲物,我可以容你,但居功自傲,老和我皇帝耍牛b,可别怪我像刘邦那样不客气,这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忍也好不忍也罢,官场亦如丛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现象的里面,演绎的是人臣效忠人主追逐荣华富贵的梦想呢,还是人主驾驭人臣成就人主的尊严呢?
贞观五年,唐太宗和大臣们聊起这个话题,情不自禁又提起了刘邦。他这样说道:
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③
听话听音,唐太宗的这番话,表达的意思很明显,言外之意更明显,他无非想对大臣们说:刘邦给予臣子们的荣耀,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样的荣耀我也会给你们,而且比他给的更荣耀。无疑地,此时的唐太宗显得特别自信,拿来说事儿的刘邦,这一回完全成了突出他的陪衬。这不难理解,经过几年的努力,“贞观之治”已经初见成效。唐帝国社会稳定,人们“外户不闭”,一年判死刑的人“才二十九人”。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展保持上升势头,从长安南至岭表,东至大海,走远路不需要带粮食,沿途都有供给。
可刘邦呢,刚做皇帝的时候,因为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出门乘车连一样颜色的四匹马都找不到。宰相出门有时只好乘牛车。想想刘邦的“遭遇”,再看看自己的“政绩”,唐太宗的自信不是没有理由。在一首诗里,他曾这样写道:“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农。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④当是他这种心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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